思辨理性的高峰||《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让我的价值体系受到了一次震动。如其所言，他为理性将要构建的形而上学与知识学大厦设计好了蓝图，预先做了一番精妙的可行性分析。心中有许多溢美之词却无从夸起，因为我的理性体系的大部分都已被纳入到他的框架之中。
最初我带着批判的眼光看他对待时间空间只是先天直观形式的态度，也曾嘲笑他的哲学建立在数学现成的可行性之上。但当我读到中间时，批判的态度更多地转变为了借鉴，因为这种表面上的依赖正是他的知性体系反过来作用于数学思考最好的介入点，以至于我希望借由他的体系谈谈自己在数学研究上工具论层面具体的实现。而当最后他辨明了数学和哲学研究方式差别时（甚至具体地就定义、公理、证明三种数学常用手段说明它们不能在哲学上生效），我发现我曾经用数学中带来的观念类比性的理解哲学的方式本身变成了他批判的对象，因此凸显出我的哲学观（至少在思辨理性层面）不过是康德前的独断论式的，所以我反倒成了他眼中批判的对象，而我也甘愿接受他的批判，借此提升我对数学与哲学的理解。
我在此显然无法对康德的文本做任何归纳的阐述，因为以我的水平得出的要么是拙劣的简化以至于无人明白，要么是潜在的错误的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我还是希望借着闲想的一般模式，假定读者已经看过或者了解过原文的情况下，谈谈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用划分的方式思考的模式，这一点我往常的做法是根据自己少量的经验归纳出几种样式，然后分别加以价值判断后选取符合内心的方式。康德显然在各种意义上比我走得更远。
一是他的先验要素论中追求一种完备化的划分，并且阐明了能做到完备的原因（大致是说理性思考的模式和对象都是可判断的，当然发现不可证也是一种判断，这是由于我们判断的一切依据都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理性中了）。纯批的讨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面（都只考虑先验的部分）。感性层面有时间与空间两大先天直观形式，知性层面有十二范畴，还有范畴背后的统觉、范畴运用时的原理，以及范畴运用时涉及的想象力和图型法，理性层面有理念与理性运用时的原理。康德从形式逻辑中的各类要素出发转到先验逻辑的各类要素，借此认为已经得到了完备性，并在实际运用时也不断地用到这种完备性（例如如果不是A,B，那么一定是C这种论断）。这种完备化的表述必然是要在哲学探索的最后阶段才能给出的（当然这本书还只是批判，真正的自然形而上学康德并没有写出，但依赖于批判容易构建），所以像我在生活中积攒经验并归纳出的划分不完备是可以接受的，但还只处在哲学的早期阶段（如亚里士多德列了十个范畴后面又补了五个）。康德本人也是到57岁才写出纯批第一版，所以年过半半百的我对完备性的追求到没那么强烈，因为完备时常意味着终结，而我目前更倾向于探索。
二是康德为这种划分的运用限定了范围，不同层面的东西不能相互串用。其中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理性的运用超越经验之上便会产生二律背反，但同时他又指出了理性有一种跨越界限的倾向，这种独断的倾向又容易导致怀疑论的主张。为了使理性不陷入这种两难，所要做的就是确定理性的界限与明确理性超越界限时的意义。具体而言，康德希望把上帝赶到经验世界之外去，而在道德层面上再把上帝请回来，这点我在下文会另做阐发。
康德这种定界限的想法是我此前没有的，我以前只认识到理性各种飞扬的思绪，虽然在过头之时偶尔会感到应该从反面也做思考看能不能得出同样强的结论，但总体而言不会如此强调这点。这是因为我不怎么相信怀疑论的主张，而也不把它作为个人实践中的准则，相当于避而不谈，而康德在哲学层面必须要调和这种关系，所做出的这种裹住自己脚步的选择虽说是无奈，但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
三是康德得出限定范围这种解决办法后提出了“辩证”的态度，当然这里辩证和含义和后面哲学家包括马哲中的辩证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指的是消极的角度，由于超出范围的无用导致的幻相，另一方面也指这种指出幻相的论述。在书的后面，康德也提到当提出一个观点时，不妨让观点的反面也表述出来，并且借给它尽可能多的武器来攻击这个观点，由此要么得出这个观点和反面都是对的，只是在不同范围意义上，要么这个观点会得到更强的支撑，当然也可能这个观点和其反面都是错的，因为某个出发点是空集（一阶逻辑里就有错误命题可以推出一切命题）。这种反躬自问的态度，是我一直以来十分崇尚并且认为是哲学地看待事物的重要模式。或许康德之前的哲学家对这种模式也有思考，但康德在目前我了解的哲学家中做得最为彻底，即使他觉得在他的体系下独断论的想法是能被推演为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足的，他也愿意与独断论者做进一步的交锋以此来扩展自己的体系的效用。在康德前，我对笛卡尔怀疑表象的一切而悬置外在经验的办法尤为推崇，对他发现了毕竟还有个“我思”存在这一点也十分赞同，但在他发现了“我思”之后疯狂推演上帝存在及其性质的处理手段不是十分认同，在那里他放弃了曾经的谦卑而变得过于大胆了。康德对此也有所批判，并且我觉得符合我的直觉态度但说的更为详细清楚。所以康德在这种辩证的态度上走的比笛卡尔更远，也就更受我推崇，当然他最后还是悬置了一个上帝，并说引入上帝能为道德实践带来如何如何的好处（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内容，纯批里只是有一章提了一下，我之后看了实批可以发表更多感想）。
在划分的方式之外，我个人的哲学思考也有着许多数学思维的影响。虽然数学十分接近思辨理性，但在康德看来它的处理办法和哲学还是有所不同的，这是我此前没有注意到的，所以我现在只能退居到一种类比的意义上来在哲学上使用数学的思考办法，而不敢说这就是哲学本身的应用的办法了。
首先需要提及一句背景，纯批第一版写于1781，第二版写于1787。牛顿的奇迹年是1666年，所以牛顿（以及莱布尼兹）的数学方式已被理解得较为清楚，但目前微积分严格的epsilon-delta语言的确立者魏尔斯特拉斯是19世纪（1815-1897）的人，集合论的康托尔是1845-1918。康德时代的数学还是欧拉的数学，高斯（1777-1855）才刚刚出生，黎曼还没影，所以数学对康德来说是欧式几何、普通的代数以及对无限较为模糊的概念。在这种层面上，康德懂万有引力推出椭圆、抛物轨道，并设想双曲轨道的天体系统让我觉得他的物理与数学水平在那个时代还是不错的，并且他对数学的许多理解实际上超出了数学知识本身，而是站在了更高一层，即数学如何成为可能，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确比同时代的数学家领先不少，以至于不少数学相关的观点如今来看依旧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他指出数学与哲学最大的差别是，数学在思考与运用时，借助了先天直观，即在时间或空间中用想象力构建了一个表象，或者是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具体的三角形并想象为抽象的三角形（可以是锐角直角或者钝角）。而哲学是对概念做推论性的运用，这里我的理解不是特别深刻，以至于只能用否定性的语言去刻画这种运用，即哲学在运用时无法预先在直观中构造一个表象，而是借助于经验。但数学中对直观中的表象做操作（添辅助线之类的）可以得到一个证明，哲学中借助经验却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经验都是偶然的，但又不能脱离经验而形成上文中的理性的误用。康德的先验哲学在我看来是探究经验何以形成的条件。数学中定义也无法照搬到哲学的概念中，因为哲学的概念需要与经验结合而又先于经验，如果真能给一个具体定义，那么哲学就已经结束了，对概念的理解加深正是哲学所做的。这也就直接反驳了在哲学讨论中质问“xx的定义是什么”这种想法。数学中的公理（至少那个时期）由于与直观结合而有自明性，所以哲学中并不能去设立公理，因为没有对应的直观对象。不过根据我与朋友的讨论，近现代的数学公理（如ZFC系统）也不一定要和直观结合，所以自明性其实并不那么显著。由此才会产生要不要信选择公理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发现信了选择公理还有别的公理需要被决定要不要信，不信的话某些基本的事实的证明都是做不到的，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个同调代数中的看似简单的问题（怀特海问题），在ZFC体系加上某些公理后是对的，另一些公理后是错的，而两种公理的加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这时候连那种自然的倾向性（即为了一致以来的方便而相信选择公理的那种倾向性）也丧失了，由此真的能想见第三次数学危机时数学家们有多么绝望。
至于数学里的证明，康德也论述了其与哲学里的演绎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分倒是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毕竟上帝的本体论证明这种奇怪的东西就是把数学证明运用到哲学演绎上的产物。不过我简单了解了20世纪的哲学，发现分析哲学似乎还希望用数学这种模式去做哲学，感到有些奇怪。或许只能说是我粗浅的十八手理解不太准确吧，这留到未来再说。
这种对数学与哲学的研究方式的划分，一方面让我觉得哲学无法依附于数学，由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也让我曾经用数学思想去思考哲学的方式变得有些可笑。所以我还是保留了类比的权利，至少数学在发展过程中，相比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把握抽象的对象的能力是逐步增强的，但我的确需要承认，数学是需要直观的辅助的，正如类比本身也不过是把数学思考过程作为某种直观而去思考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在数学能力上的提升依旧有助于我的哲学思考，只是我不能像以前那么大胆的走过界限而相信数学中对的东西也能自然的推到哲学之上了。
数学思维之外，康德倒指出了哲学应该符合人自然状态下的认知这一点，也肯定了哲学史的发展意义。这为我的哲学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指引方向，即首先哲学不会得出在最严格意义上反直觉的东西，而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反直觉，即用一个新的框架去理解原先遇见的东西，这是数学和物理学一直以来所做的，其次对哲学史的了解也不仅仅是看历史上的哲学家互喷，说哲学在他之前都是垃圾而在他这里终结。康德还是十分谦虚的，他希望借用前人使用但未阐明的观念，以此获得更多的可理解性以及与前人的联系。如范畴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来的并重构的，理念是从柏拉图那儿借来并加以限定的，统觉或者我思是从笛卡尔那儿借来并加以区分的（本体论上的自在之物的我，知识统合中那个先验的我和感官经验层面上的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并不一样），更不用说独断论的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与怀疑论的洛克-休谟一派对康德造成的重大影响。前人的思考为康德的哲学提供了材料，使得他能够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形而上学。
不过康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哲学家本身也是理念，是无法达到而只能趋近的，这里数学又提供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即对柯西列做完备化时，把完备的那个点就看做柯西列本身，完备途中的便是柯西列的有限项。康德在论及哲学史以及哲学研究后，也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哲学，但又是达到哲学过程中需要去做的，而哲学或许就体现在投身其中的过程中。
最后让我来谈谈康德对于上帝与道德的处理方式吧。这一部分的主体应该在实批里，但在纯批里涉及了一点，讲得比较简略以至于看上去有点扯。从整体框架中，可以看出康德写这些书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建立一套能把理性（广义上，包含理解和运用知识的知性和上述谈及的狭义的理性）、上帝、道德统一起来的体系，这一点在康德第二版的修改中也有所体现）。但纯批所做的只是思辨理性的层面，并把上帝赶出了知识与可能经验的范围。在道德实践上他再把上帝请回来。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十分明智的，不妨再做一个数学的不恰当的类比，他相当于先搞了一个ZF体系，先把选择公理赶出这个体系，用的是即加进来和把选择公理的反面加进来都一致的办法（二律背反）。然后对于选择公理（AC），他觉得在道德实践中需要请回来。和朋友的讨论中，我一开始觉得数学里的选择公理某种意义上和上帝有关（把因果看成偏序关系的话），不过后面发现加入选择公理也只能推出上帝在经验之外，所以信选择公理不能推出信上帝，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不恰当的类比。但在上文中提到的怀特海问题中，如果假定可构造性公理（V=L，我戏谑为C++），那么就能推出怀特海问题对，而另一些公理又能推出怀特海问题错，所以我也可以把数学中的类比推广为认可ZFC时是否认可V=L，因为相信这条公理的自然倾向就没有那么强了。
从数学中拙劣的类比中回到康德，我觉得康德的明智之处在于，在建构了纯粹理性的整个框架并把灵魂、自由、上帝三个理念都赶出可能经验范围后，即使后人不承认有关这三个理念的存在的信念，也能够接受他的整个框架，或者说，这正是他建立框架的目的所在。我目前假想的康德在实批和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处理办法是借助上帝存在来保证道德的有效性，鉴于道德有效在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伦理中的实践，所以不妨信上帝存在来使得道德不至于崩塌。这比帕斯卡有点不要脸的的上帝赌徒证明（即不信上帝下地狱就亏了）来得让人能够接受一点，我的朋友称其为保皇党的“维新派”，借助革新来为皇权续命。而目前我也不知道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究竟是何种意义上（感觉以前尼采都白读了，因为根本没有问题意识和历史角度），如果确实是道德意义上的上帝死了，或者确切的说如果假定上帝不存在也可以推出一套合适的道德体系，那上帝的存在就确实是不太必要，或者说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没啥意思了。如果尼采没有做到，或者说做得不够完全或者不够令人信服，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哲学学习中需要去问的问题。我想康德以后还有这么多优质的大哲学家，应该有杀死这个道德上帝的好办法吧，不然哲学在我眼里就太菜了。毕竟维新派也没给清政府续多少年的命，如果康德能把上帝在道德意义上续命到尼采（1844-1900），即接近一百年，那也算是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了。
康德这种调和的价值取向，来源于他觉得哲学需要作用于现实世界，而不是在逻辑上空对空的瞎谈。这一点我十分认可，并由此与朋友展开了数学的价值落脚点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数学究其源头是来自于历史上某些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当然是关注现实世界的（或者说康德口中的可能经验意义上的世界），所以数学家并未超脱于现实世界而空对空的谈事物，而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出现过数学与物理的再次合流（以黎曼几何与相对论为例），也为数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种合流发生时，或许又有一批数学被历史所淘汰了。当我们在说数学面向未来的科学时，其实表述的是一种很弱的、祈求的论断，因为也可能有些数学就被历史所淘汰了。但当我们在说数学源于过去科学甚至哲学中产生的问题时，这倒是一个比较强的论断。所以当今数学与当今科学的联系，与其去寻求未来的潜在的合流，不如先往前追溯到分叉点，再往后看科学在分叉点后的演变，并由此对当下的数学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17:06 2021/12/20
衣服
